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表示，臺灣現今的「少子高齡化」問題，早在1990年代後期臺灣生育率跌破1.6時，就已埋下隱憂。經過10多年後，危機與現象逐漸浮上檯面，如同癌症末期的病患，問題相當棘手。
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表示，臺灣現今的「少子高齡化」問題，早在1990年代後期臺灣生育率跌破1.6時，就已埋下隱憂，經過10多年後，危機與現象逐漸浮上檯面，如同癌症末期的病患，問題相當棘手。
薛承泰觀察目前政府，勞動力不足就靠引入外籍勞工，高等教育人數不足就開放外籍學生，全民健保和社會福利制度出問題就稍微修補，但他指出這些其實都不是根本之道，若臺灣生育率始終沒有改善，那麼人口結構問題就不會好轉，這些都是臺灣未來長遠的隱憂。
薛承泰教授指出，臺灣目前的勞動力結構還不錯，所以大家沒有感覺、不太緊張。但10年後呢？2030年，臺灣會增加190萬個老人，少掉180萬個勞動人口（15～64歲人力），屆時臺灣的經濟該怎麼辦？
少子化帶給臺灣5大危機
薛承泰說，少子化是嚴重的國安問題，將帶給臺灣5大危機，影響既深且遠，提醒民眾宜及早應對：
危機1.高教倒閉潮
目前一般民眾對少子化應該是無感的，截至今日為止，少子化帶給臺灣最有感的影響應是「大學倒閉危機」。
1994年4月10日，一場臺灣解嚴後最盛大的遊行「為下一代而走」，成千上萬家長帶著子女走上街頭，遊行中「廣設高中、大學」成為當時的主要訴求。
這些家長是臺灣的第一代戰後嬰兒潮，他們的求學階段正是臺灣處於教育資源極度缺乏的年代，大班大校的教育和慘痛的升學競爭是這群人的共同記憶。
當他們開始走入婚育階段，1976年臺灣開始進入到宛如第二波嬰兒潮的7年，每年平均生育量都高達40萬人，尤其是1976年的龍年有高達42萬5,000名新生兒，而1994年正是這些孩子們要升大學（18歲）的關鍵年，眼看相同的求學經驗要複製在自己的子女身上，觸發了嬰兒潮「廣設高中大學」、「小班小校」的訴求，並很快地形成改革共識。
但其實在1976至1982年的第二波嬰兒潮結束後，臺灣的生育率是快速下滑的，以教改那年（1994年）剛出生的嬰兒數為例，就比1976年少了約10萬個新生兒，似乎提前預告了25年後臺灣的這場「高教倒閉潮」。
薛承泰對此表示，其實大學、高中倒閉潮不只對師生權益有影響，學校周邊的商家也連帶受到影響。當眾多大學旁的餐飲業、服飾業、租屋房東若一起失業，其實對全臺灣的經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。
危機2：扶養比急速高升的未來
一般來說，國際上會認為「扶養比低於50％，或15至64歲工作人口占比在66.7％以上」的國家即擁有「人口紅利」。
萬幸的是，臺灣目前的工作人口在2019年還有72％的占比，扶養比也只有39％，代表臺灣目前還處在「人口紅利期」。再從國際上來看，日本、北歐國家的工作人口占比均低於67％，均不在人口紅利國家中。顯見出近年臺灣整體的競爭力應該在世界上算前段班，民眾應該好好把握最近幾年臺灣人口所帶來的經濟高峰，多做投資，為自己多存一些退休金。
根據國發會預估，臺灣15～64歲工作年齡人口自2015年達最高峰1,737萬人，占總人口73.9％後就逐年減少，預計至2040年將降至1,328萬人，較2020（今）年減少21.1％，也就是355萬人。且從2016年開始，嬰兒潮世代（若以1951至1966年出生者論之，在臺灣人數超過600萬人）已陸續成為老人。
臺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，他們的成長就如同一部臺灣經濟發展史，在1970至1990年代為臺灣提供了充足勞動力。他們和之前的老人相較，子女人數卻少了許多，未來可共居的親人及家庭照顧人力也相對缺乏。當這批人將從2020年開始逐漸成為新的被照顧對象；同時因為退休制度，當這些人陸續退休時，政府所要支出的給付與年金總數，增加更為明顯。
勞動人口減縮，勞保保費收入隨即減少，政府關於退休保險相關財務問題，將會是未來的未爆彈。以10年後2030年為例，臺灣560萬老年人口當中約一半是嬰兒潮世代，每100個經濟勞動力人口必須撫養36.8位老人，如果扣除就學與未就業的勞動力，很可能每4個就業人口即需扶養2位老人與1位小孩。毫無疑問地，臺灣的未來將是一個高度負擔的社會。
